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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商贸服务业体制性成本
受到各方关注，将逐步得到解决
2011年，“降低流通费用”一词被中央高层、商贸业界和新闻媒体反复提及，成为当年的政策流行语。探究其背景，既有政府应对通胀的措施性考虑，也确有流通费用畸高的现实问题。流通专家普遍认可这样的逻辑：当今中国商贸服务企业产权明晰、行业竞争激烈，包括国有企业在内，降低费用已经是所有商家自觉自愿的诉求，无须政府提醒；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最需要做的，是降低流通中的体制性成本。大量事实证明，虽然流通费用畸高有商贸服务业自身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体制造成的，是政策导致的，是违法行政带来的。专家们还建议，应当用“降低流通成本”来替代“降低流通费用”的提法。原因是税收是流通成本的组成部分，但不属于流通费用，降低流通费用的提法，没有考虑通过政府减税降低商贸服务业流通成本这一政策选项，而税收很可能是体制性成本中影响最大的一项。
以下资料表明，商贸服务业的税负偏重，是一个明显的事实：2010年我国内贸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0.6%，但同年内贸税收竟占全国税收的18.3%，税改专家、全国政协委员蒋应时说：“现在国家商业税负在25%以上，不增值但增税”；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的研究结论是：“第三产业税负以每年两个百分点上升，税负最重的仍是商业”；有流通专家使用税收转换公式测算，餐饮和住宿等生活服务业5%的营业税率折算成增值税率后，其税率比我国增值税基本税率高1.6个百分点；还有的流通专家认为，1994年税收改革对批发企业增值税税率设定过高，使得工业品批发企业和农产品批发企业的税负，理论上分别增加了70%和30%，并导致大型批发企业普遍衰落，批发行为趋向摊位制的历史倒退。
公用事业收费和用地价格的不平等待遇，也加大了商贸服务业的体制性成本。例如商贸服务业水电汽收费价格一直高于工业，这可能是计划经济体制留传至今的政策“遗产”之一。中金公司研究人员郭海燕指出：“我国流通业用电价格每度在1元左右，而普通工业用电每度在0.7元左右，商业用电价格高出了43%”。事实上，全国不同地区水电汽的收费价格并不一致，但“商贵于工”的收费原则各地却出奇的一致。山东省商业集团季湘绮董事长说，与工业相比，由于对商业实行高收费，集团每年在水电暖气方面要多支出1.2亿元；武汉中百集团汪爱群董事长说，由于电价远高于工业，2008年20多亿元毛利中竟有四分之一交了电费。近年来政府部门也曾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对工商企业用电执行“同网同价”政策，然而电网销售部门随即将原先的工商差别定价改为峰谷分时电价，形式上看似执行了工商企业同网同价的规定，但由于商贸服务企业营业时间正好处于电价的高峰时段（上午10时到晚10时），不像工业企业可以“错峰用电”、避开高价时段安排生产，商贸服务业的电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涨。浙江省反映，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后，商业用电价格反而比过去又高出10%左右，新的商业电价与其他行业相差已近一倍。商贸服务业的用地价格也普遍高于工业，这是制度性成本的又一表现。零售服务业的网点一般地处居民区，本来地价就不便宜，政府土地出让采用“招拍挂”方式，使网点地价在竞标中被抬得更高。在此情形下，许多商贸服务企业出于财力和成本考虑，无法自建商铺，只得租房经营，随着房租年年上涨，租房的流通费用也不断增大。
体制性流通成本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表现。如城市交通管理中，对于货运证发放、车型限制、送货时间及路线、货车停靠等近乎苛刻的限制性规定，无一不加大了市区内物流的成本。北京市物流协会的一份调查披露，蔬菜从本市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流通成本竟比从山东寿光运到北京的费用高出至少150%。至于各种各样不规范的收费和罚款，则是体制性流通成本中最为人诟病的部分。2011年中央电视台报道，仅全国公路罚款一项每年可能就高达4000亿元，占中国物流业增加值的15%。
专家指出，经济一体化的本质要求，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性成本趋近于零”。降低流通的体制性成本，已经进入政府的视线，在有些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如为小微企业免除了22项行政性收费，调高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流转税纳税起征点，大力清理公路收费并规范罚款，等等。但总的看，目前的政策设计仍缺乏系统性，“想起一招是一招”，理论准备和政策选项都不够充分，减负的力度也属轻微，政府有关部门解决这个问题决心和信心尚需进一步坚定。专家希望，在2012年初国务院召开的流通工作会议上，对解决流通的体制性成本问题做出系统的制度安排，制定“一揽子”解决方案， 从而使中国的体制性流通成本渐次减少，并最终向着“趋近于零”的目标不断逼进。
降低商贸服务业体制性成本
受到各方关注，将逐步得到解决
2011年，“降低流通费用”一词被中央高层、商贸业界和新闻媒体反复提及，成为当年的政策流行语。探究其背景，既有政府应对通胀的措施性考虑，也确有流通费用畸高的现实问题。流通专家普遍认可这样的逻辑：当今中国商贸服务企业产权明晰、行业竞争激烈，包括国有企业在内，降低费用已经是所有商家自觉自愿的诉求，无须政府提醒；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最需要做的，是降低流通中的体制性成本。大量事实证明，虽然流通费用畸高有商贸服务业自身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体制造成的，是政策导致的，是违法行政带来的。专家们还建议，应当用“降低流通成本”来替代“降低流通费用”的提法。原因是税收是流通成本的组成部分，但不属于流通费用，降低流通费用的提法，没有考虑通过政府减税降低商贸服务业流通成本这一政策选项，而税收很可能是体制性成本中影响最大的一项。
以下资料表明，商贸服务业的税负偏重，是一个明显的事实：2010年我国内贸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0.6%，但同年内贸税收竟占全国税收的18.3%，税改专家、全国政协委员蒋应时说：“现在国家商业税负在25%以上，不增值但增税”；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的研究结论是：“第三产业税负以每年两个百分点上升，税负最重的仍是商业”；有流通专家使用税收转换公式测算，餐饮和住宿等生活服务业5%的营业税率折算成增值税率后，其税率比我国增值税基本税率高1.6个百分点；还有的流通专家认为，1994年税收改革对批发企业增值税税率设定过高，使得工业品批发企业和农产品批发企业的税负，理论上分别增加了70%和30%，并导致大型批发企业普遍衰落，批发行为趋向摊位制的历史倒退。
公用事业收费和用地价格的不平等待遇，也加大了商贸服务业的体制性成本。例如商贸服务业水电汽收费价格一直高于工业，这可能是计划经济体制留传至今的政策“遗产”之一。中金公司研究人员郭海燕指出：“我国流通业用电价格每度在1元左右，而普通工业用电每度在0.7元左右，商业用电价格高出了43%”。事实上，全国不同地区水电汽的收费价格并不一致，但“商贵于工”的收费原则各地却出奇的一致。山东省商业集团季湘绮董事长说，与工业相比，由于对商业实行高收费，集团每年在水电暖气方面要多支出1.2亿元；武汉中百集团汪爱群董事长说，由于电价远高于工业，2008年20多亿元毛利中竟有四分之一交了电费。近年来政府部门也曾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对工商企业用电执行“同网同价”政策，然而电网销售部门随即将原先的工商差别定价改为峰谷分时电价，形式上看似执行了工商企业同网同价的规定，但由于商贸服务企业营业时间正好处于电价的高峰时段（上午10时到晚10时），不像工业企业可以“错峰用电”、避开高价时段安排生产，商贸服务业的电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涨。浙江省反映，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后，商业用电价格反而比过去又高出10%左右，新的商业电价与其他行业相差已近一倍。商贸服务业的用地价格也普遍高于工业，这是制度性成本的又一表现。零售服务业的网点一般地处居民区，本来地价就不便宜，政府土地出让采用“招拍挂”方式，使网点地价在竞标中被抬得更高。在此情形下，许多商贸服务企业出于财力和成本考虑，无法自建商铺，只得租房经营，随着房租年年上涨，租房的流通费用也不断增大。
体制性流通成本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表现。如城市交通管理中，对于货运证发放、车型限制、送货时间及路线、货车停靠等近乎苛刻的限制性规定，无一不加大了市区内物流的成本。北京市物流协会的一份调查披露，蔬菜从本市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流通成本竟比从山东寿光运到北京的费用高出至少150%。至于各种各样不规范的收费和罚款，则是体制性流通成本中最为人诟病的部分。2011年中央电视台报道，仅全国公路罚款一项每年可能就高达4000亿元，占中国物流业增加值的15%。
专家指出，经济一体化的本质要求，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性成本趋近于零”。降低流通的体制性成本，已经进入政府的视线，在有些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如为小微企业免除了22项行政性收费，调高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流转税纳税起征点，大力清理公路收费并规范罚款，等等。但总的看，目前的政策设计仍缺乏系统性，“想起一招是一招”，理论准备和政策选项都不够充分，减负的力度也属轻微，政府有关部门解决这个问题决心和信心尚需进一步坚定。专家希望，在2012年初国务院召开的流通工作会议上，对解决流通的体制性成本问题做出系统的制度安排，制定“一揽子”解决方案， 从而使中国的体制性流通成本渐次减少，并最终向着“趋近于零”的目标不断逼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