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海关的统计，2003年中国外包及软件出口业务总额约为10亿美元，只相当于全球外包总量的1%，大约相当于印度10多年前的水平，且60%以上的业务来自日本。

　　中国软件协会秘书长胡昆山告诉记者，中国软件企业有一个共同特点：规模不大。 印度infosys 2002年利润达1.56亿美元，超过所有国内企业外包业务利润总和，员工总数达23000人，但目前全国最大的外包企业大连华信也只有1300人，

2700万美元的出口额。

　　在胡看来，国内企业“做不大”的原因首先是开发成熟度不高，比如CMM5全球共57家，印度占42家，而中国仅东软和华信两家，绝大部分国内企业连CMM底线都没达到。

　　其次是接单水平偏低。即使是相对占优势的日本市场，国内企业所占份额也不到一成，且多数是低水平的代码编写和测试，日本企业通常将包括需求分析在内的高技术高利润外包业务交由本国企业或欧美企业。

　　第三是大部分国内软件外包企业都没有固定的接单渠道，每年的外包业务量始终在几万到几十万美元之间徘徊，只有一些中小型的合资软件公司、外商独资软件公司的外包业务比较稳定。

　　实际上，为了让软件外包早日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政府机构、行业组织、大小企业都在摸索并作出实际行动。但此前声噪一时的出口联盟没有发挥预期的效力，推动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没有令大多数外包企业感到政府的支持力，这些都是已经出现的问题。

　　软件出口联盟是一阵流行风！

　　近日，重庆市信息产业局正在筹建的“重庆软件出口联盟”赢得了来自日本东京Aurora系统设计株式会社的首笔订单，由重庆奥罗拉软件有限公司发起，重庆南华中天、重庆宏声新思维登共同接单。

　　据重庆市市信息产业局软件处处长赵刚介绍，“重庆软件出口联盟”实际上是一个有独立法人的民间社团组织，目前有30多家本土的软件公司参与。在运作的初期，由于多数软件企业经验不足，政府部门将从中起到引导和组织的作用。

　　赵刚强调，类似“软件联盟”的组织并不能包治百病，“软件联盟只是给软件外包业的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方式，一个契机。”

　　赵认为，由于规模、资金因素，导致国内企业提供的业务雷同，这就无法避免为了承接业务而进行的各种不正当竞争，特别是价格战。而“软件联盟”是合作的最佳途径，能够让企业在竞争时从全行业角度来思考。

　　实际上，结盟正成为软件外包圈内的“流行风”。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从2002年开始，北京、南京、福州、广州、杭州、重庆等地相继成立了“软件出口联盟”这样的组织。

　　有关专家指出，软件出口联盟直指中国软件出口的软肋——规模，但联盟要实现长期效益，操作难度远远大于单个企业。

　　由于规模小、研发资金不足，造成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无法实现软件工程化生产，导致企业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因此，本土软件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也就是必然的，软件产品的出口能力也相应受到了制约。

　　中软总公司一发言人告诉记者，公司三年前找过IBM负责软件外包的副总裁，介绍中软的情况，这位副总觉得中软的管理不错，但规模太小。对中软达到2000人规模的发展计划，对方只说了一句话，“等你达到2000人的时候再来找我，你现在找下边的企业”。

　　业内人士指出，全国各地的软件出口联盟很多存在着“有名无分”的窘境，很多出口联盟逐渐瓦解，只留下未圆的梦想、破裂的关系和白费的努力。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人士表示，先求规模，再上效益是传统企业改革时拉郎配的思路。但对于软件企业而言，这种方式处处是陷阱。在软件工程管理没有完全落实的情况下，软件生产的各个环节责权利不明晰，甚至在软件工程执行的初期根本没有明晰的可能，这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上规模的条件。

　　CBIR认为，目前软件出口联盟最大的问题是“无法保证质量统一”。此外，大企业牵头的出口联盟里，利益协调方式也是最容易让人不放心的地方。

　　一位曾经参与了“重庆软件出口联盟”组建的业内人士认为：“软件出口联盟的确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事实上，几年来成立的大多数软件出口联盟的作用也的确不明显。

　　据此间消息透露，2002年成立的方正集团软件出口联盟是国内继中软之后第二个以企业为核心的软件出口联盟，但据联盟成员透露，这个由北京软件促进中心牵头的联盟在成立后并无实质性动作，各成员在出口业务上也是参差不齐，甚至有成员现已不再涉足出口业务，也没有设立国际事业部。这种状况似乎给人一种“各行其是”的感觉，这显然有违联盟“信息共享、联合力量”的初衷。

　　外包专家分析，出口联盟之所以成效不大，是由于它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并不具备很强的约束力，联盟内各个企业之间的利益协调不均也使得联盟实际上陷于解散，因此，企业最好还是依靠自身的商业力量去打市场，至于互联网上的B2B平台，作用就更加微乎其微了，“这种形式必须建立在企业已经具备相当实力和品牌知名度的前提下，中国企业大多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该人士说。

　　欧美出口工程，

　　外包企业如何借船出海？

　　近日，“关于认定‘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企业及试点基地的通知”(国科火字【2004】29号)已经签发。据记者了解，此次评选出了29家A类试点企业、18家B类试点企业、3家软件产品型企业及2个试点基地和9个候补试点基地。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计算机软件处一李姓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软件外包欧美出口工程”意在通过政府主导，整合国内软件外包资源，组建一支软件外包国家队逐鹿欧美市场，树立“SOFTWARE MADE IN CHINA”的整体品牌形象。

　　据该负责人介绍，科技部计划通过培训工程、渠道工程、平台工程、金融工程四大工程，对不同类型的重点企业分别采用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加强试点企业承接欧美软件外包项目能力，共享国家软件外包品牌和资源。

　　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在这次欧美出口工程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服务性质。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公司副总裁吴强告诉记者，科技部火炬中心将在试点工作中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逐步扩大试点企业的数量；对不同类型的试点企业分别采用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加强试点企业承接欧美软件外包项目能力的培养，共享国家软件外包品牌和资源，提高中国软件欧美出口的整体水平。

　　吴强表示，金蝶软件已经组建了专业于软件外包服务的子公司，目前主要将北美作为主要目标市场。将通过积极发展合作伙伴及主动在美国做一些推介活动，获得进一步的成效。

　　“为了接外包业务，我们单独成立了杭州恒生洲际软件有限公司。”作为欧美出口工程的试点企业，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柳杨对新政策充满期待。

　　“目前中国企业和印度企业最大的差别是，印度企业在欧美市场有很强的认同感，大多数印度企业在欧美设有办事处，可以融入到欧美市场的圈子中，但中国企业可以做到这一步的就微乎其微。”2002年就开始做欧美外包业务的柳杨对此感同身受。“我们希望可以用三年的时间进入这个圈子，第一步是整合公司内部的资源，让其市场材料、流程可以符合欧美国家的要求；第二步确定市场战略、细分市场；第三步真正融入到这个圈子中。”

　　“美国人不了解中国软件，不了解中国企业。对各个软件外包企业来说，这是找市场的问题，每个企业都可以在欧美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美国也有多中小企业，千万不能忽视这块市场。”柳杨说。

　　杨认为，在对欧美企业的外包中，一定要清楚公司自己的定位，杭州恒生洲际软件有限公司就做了一个细分，在欧美市场上他们就会关注通讯、金融等行业的软件外包。

　　用友也期望在欧美市场有所作为。“我们目前的外包业务基本上还都是在日本，相对于欧美市场来说，日本的门槛比较低，整个中国软件厂商的优势也明显一些。但用友最终还是要进军欧美市场。”用友软件工程的市场部经理赵春池说。

　　赵认为，欧美市场虽然水更深，但更利于“锻炼身体”，“欧美市场业务相对来说有更高的利润率，我们目前应该说还没有入门，前段时间我们和一家美国企业谈，他们答应先给我们一些小项目，相当于试用期。目前这些项目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正在等验收。”

　　不过这个项目也让赵看到未来的路有多长：“就这个项目还是我们公司一个原来在美国公司工作过的同事凭关系联系到的，欧美企业对我们的认可程度太低了”。

　　据悉，欧美企业对外包服务商的商业信誉和客户基础相当重视。在美国获取软件外包定单的招标书必须提供给客户几个相关业务的成功案例。由于缺乏美国的客户基础，使得国内软件企业在美国获取软件外包定单上比较困难。

　　“欧美企业尤其对CMM认证重视。所以这类客户通常需要外包服务提供商具有CMM3或以上等级认证资格。”柳杨告诉记者。

　　但欧美出口工程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接受调查采访的软件企业均表示尚需时间观察。这些企业认为，类似欧美出口工程这样的政策，需要国家政府部门在出台前进行充分调研。出台政策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扶持”，那对企业不仅会多增加各种负担，也会让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影响。

　　事实证明，制订出口退税等优惠的产业扶持政策、促成国内软件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外包合作、吸引优秀的海外软件人才。大量来自政府的扶持政策对软件外包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本报记者在北京市外经贸委了解到，2003年下半年，市科委实施了促进对日软件出口的专项计划，引起了日本软件界的积极回应，对日软件外包业务占北京软件海关出口的70%左右。在北京软件出口排名前15家的企业中，对日软件出口企业占了11家。目前北京已组建起中软、方正等5家软件出口联盟，并辐射带动了50家中小型软件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当然，国家政策性的诱导也受到业界的质疑。业内有观点认为，软件出口对于中国软件产业水平的提高没有根本性帮助，也无助于软件企业国际化的最终解决。因为这种“软件出口”不是产品和知识产权的出口而是软件劳务的出口；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内软件外包业务受国外软件产业的牵制过大，就等于用别人的砖盖自己的楼，楼能不能盖好，全部要看别人肯不肯给你提供砖。

　　中国软件外包得失之辩

　　大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经理刘立新说：“大唐2001年下半年就开始做外包，相比国内其他企业，我们接单的水平还是比较高。”

　　大唐的第一个大单子就是需求分析这样的高端项目，合作公司是日本鼎鼎大名的OKI，而那时候国内很多企业都还没有开始外包业务，即使有，也基本上是测试和本地化等下游工作。能承接这样的项目，刘立新认为与大唐的背景不无关系，“我们原来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组建，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程度比较高。”大唐目前外包业务的比例是4∶1，日本占八成，欧美占两成，应该说已经进入欧美市场了。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很多工作事实上也属于下游，不过回归高端还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刘道出大唐的目标。

　　对日本市场熟悉的柳杨说，“日本的软件外包发往印度的就比较少，因为中国的公司在日本已经创出了品牌，日本企业会首先想到大连、北京，现在长三角也努力在培养自己在这方面的品牌。”

　　数据显示，在国际外包业务中，仅美国市场就占了大约70%的份额，但这一领域已几乎被印度公司所把持。而欧洲市场又有爱尔兰、以色列等强敌盘踞，中国软件公司只能挤在一条船上，争夺从日韩过来的转包单子，大约有2000多家国内软件公司从事对日软件外包业务。

　　“美国人还在怀疑中国，在研究中国；而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已经得出了结论，他们明确地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因此，我们以日本为主攻方向，欧美次之，同时巩固国内阵地。”用友公司赵春池表示。　　中国软件协会秘书长胡昆山认为，在开展软件外包业务方面，国内企业严重缺乏国际市场的开拓能力，尤其是对欧美市场。据权威部门的资料显示，中国对欧美出口的软件仅占软件出口总额的20%。

　　国内外包企业对欧美软件出口之所以一直不能取得突破，一方面是由于印度公司整体实力强，在美国软件外包市场上已经赢得了良好的信誉；另外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软件产业整体水平较低，不能很好地满足欧美市场对完整解决方案的要求。

　　在外包圈内圈外，“赶超印度”的口号已经流传很久。

　　印度显然是我国软件外包的第一大对手。麦肯锡咨询公司在对印度Infosys公司总裁的访问中，除了列出天文数字般的营收数据外，对Infosys的业务方向，包括软件产品生产、系统集成、基於互联网的平台服务、信息产业技术咨询等等都大加赞赏。

　　柳杨认为，目前谈中国软件企业和印度公司的竞争没有太多意义，差距太大，其中教育体制是很大问题。印度的职业学校比较多，这些学校的课程是偏向于实用性，他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来做软件外包的业务，中国目前这类的学校不是很多，所以人力成本中国会高过印度，中国企业的税赋比印度要高；另一方面，印度公司发展比较久了，在软件公司的规范方面会比中国要好。

　　柳杨认为：“很多欧美的公司对发到中国的外包业务没有信心，这次欧美出口工程就是打响中国品牌的良好机会。”

　　“相比印度，中国的软件外包起步较晚。但这并不等于金蝶没有机会赶上，目前中国国民经济的强劲发展，越来越多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希望将项目合作的目标地选择在中国。金蝶凭借在中国本地强大的服务渠道将对那些愿意在中国做生意的客户提供信心和保障。”金蝶副总裁吴强说。

　　吴强还告诉记者，金蝶也在积极组建具备国际业务能力的团队，以便能满足国际性客户的需求。当然，向印度公司学习一些好的经验，甚至直接与印度公司展开合作也是途径之一。

　　重庆市市信产局软件处处长赵刚表示，国内本土的软件企业在规模和实力上都存在先天不足，但是在进军国际市场的大路上，国内的软件企业也不乏自己的优势之处。做软件外包业务的成本主要是人力成本，其他方面的投入很少，而在国内，一个软件人才的成本比经济发达地区低一半以上，因此在软件价格上有较强的竞争力。

　　此外，依靠对日外包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赶超印度的机会并不是遥不可及。此外，随着各地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国家科技部主导的软件出口基地和软件企业逐渐走入正轨。

　　业内人士认为，软件外包的“Made In China”，虽然不是指日可待，但也不是不可能实现，已经上路的软件外包企业注定要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别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关于软件外包的话题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从“中国欧美出口工程”的推出，到各种“软件联盟”的出炉，从“赶超印度”口号的提出到各大媒体的跟踪报道，曝光率不可谓不高。面对并不乐观的市场，政府和企业似乎都信心十足。

　　市场毕竟是市场，扶持归扶持，政府的良苦用心还是代替不了经济规律的指挥棒。实际上，关于国内不少软件外包企业的低效和官僚作风，记者在采访以前就有所耳闻，但记者的这次采访经历真让人“大失所望”。

　　某国内数一数二的软件外包大户，记者与之联系采访事宜，竟然三天不得要领，何故？你推我我推你，扔绣球的功夫果然了得，这边一个曰：“我不清楚，你打****吧”，那边回答说：“我这儿是人事部，那边说错了，你还是打****吧。”最后联系到老总助理，答复是：“老总去美国了，半个月以后才能回来，你问的事情我们这里都不清楚，也没法答复你。”

　　另一家同样属于国内软件巨头的公司总裁助理，在收到提纲后竟直接表示：“我们老总看过了，觉得你的提纲还有点问题，给你修改了一下，你到时候就照这份问吧”。还有一家名列“出口工程”29家A类企业之一的大型国企，干脆表示公司现在内部分工还不明确，没有专门负责接触媒体的工作部门，而老总竟也异常巧合的“出国去了”，因此“很遗憾”。

　　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的感受可以基本总结为5条规律：电话多数时候无人接听；电话接听以后最多的回答是“我不清楚”或者“你打****吧”；相关负责人总是在开会或者出差；老总不在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人可以答复”；联系到老总以后最经常听到的回答是“我很忙，你发个E-MAIL过来”，然后从此杳无音信。

　　相比于Oracle，微软等软件业巨头，我们这些政府悉心栽培的“天之骄子”们也许是被宠坏了。关于软件业“大跃进”的说法，早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过，然而企业们依旧我行我素，“2年内达到50亿”，“*年内进入世界软件50强”的口号还是振聋发聩，不绝于耳。

　　然而口号毕竟只是口号，人的胆量终究不能转化为实际的销量。目前国内最大独立软件提供商用友2003年营收总额是6亿多人民币，这一数字相比于2002年还有了约1/3的缩水。中软也不过10多亿，连世界软件300强的边都沾不上，想在2005年达到50亿——这个数字几乎接近软件业世界50强的门槛——前景似乎并不明朗。

　　据某国际权威机构统计，目前国内软件市场上，国际厂商的总体占有率约为2/3，同时全球软件业也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时代——目前风险投资市场上软件厂商受到的冷遇就能清楚反映这一点，众多相对弱小的国内软件企业如何打这个翻身仗呢？IBM、微软、SAP、Oracle、CA的决策者们不是无能之辈，它们在国内软件企业面前形成了巨大障碍。

　　但愿国内的软件企业这次不是让人失望的阿斗。

　　对日软件外包的长征路上

　　在日本的四年里，沈阳阿兹泰克斯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韩玉国先后为几家软件企业工作，得到了老板的赏识进而成为高级系统分析人员。

　　韩介绍，从1998年开始，他就在日本的一家软件项目公司工作，当时企业里有300多人，“通常都是别的企业接到一个项目转包给我们，我做了分析后，申请十几个或者上百个员工一起到对方的软件企业去工作。由于这种模式的存在，现在的日本知名软件企业很多是只接单不做具体工作，或者是只做最高层的分析设计工作。剩下的企业就是大量雇佣外国程序员的底层软件公司，负责做基础的代码编写。”

　　随着日本国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这种模式迅速得以普及，很快这种模式也不稀罕了，因为他和软件外包的成本相比仍然是太高了，于是很多公司考虑把编写程序的人员直接派到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去，有的甚至直接到中国来找公司合作。

　　成本上的巨大落差，带来了中国软件产业的巨大机会。韩玉国回国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和印度软件公司一统欧美软件天下不同。在日韩，中国人做软件的力量更胜一筹。日本的软件外包市场，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韩玉国说。

　　韩玉国的公司最开始仅有6个人，和几乎所有软件外包企业人员结构一样，除了他以外公司还有一名不懂计算机的日语翻译，以及4名不懂日语的程序员。“最开始的工作完全是以我为中心展开的，我拿来那边的分析资料和设计初稿，交给这边的程序员做，最初做的都是底层的源代码，到后来慢慢有了高一点的数据分析，安全检错等等项目。”韩说。

　　公司几名程序员也都不是科班出身的，他们对韩玉国的评价是：写软件是野路子，很多方法都与书上不一样，处理问题的方法也不相同。

　　韩玉国对此解释说：“这可能和我在日本学习的写软件有关，国内的软件学校各种最新版本的工具一应俱全，有时候去年还是需要很多步骤解决的问题，微软今年推出一个新版本工具以后一下子就解决了，国内的软件非常便宜，买的也多，学的也多，接受的也快，运用的也普遍。单是在日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很多困难都要靠自己用老版本的工具解决。应该说这也是国内软件人员优势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很多国内的程序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遇到问题的时候通常是去看书，思考太少了。”

　　沈阳汉科软件有限公司的经理李一鸣对记者说，他在2002年通过朋友的关系联系到了日本的一个百万人民币的工程。当时为了能和对方谈，公司所有的员工都跑去学了日语。还特意找了三个日语翻译人员和他的设计组一起做项目的初期构想设计。对方来了以后看了他们计划后答应先做一小部分看看质量。

　　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李一鸣发现进度非常缓慢，由于大多数编程人员不懂日文，懂日文的三个翻译又不了解计算机和软件术语，按期完工的难度非常大。

　　为了能接下这个单子打开这条路，李一鸣觉得哪怕是赔钱也要干下去，于是再度高薪招聘有日语基础的高级软件编辑人员，可是半个月下来招聘启事如泥牛入海没有任何结果。原来沈阳的所有软件公司里都把会日语的看作宝贝许以高薪，大量类似韩玉国这样的“海龟派”又都不喜欢国内软件企业的模式和微薄的薪水，都打算自己单独创业。

　　没有办法的李一鸣花重金从朋友的软件公司里“抢来”两个有日语基础的，据说是曾在东软这样的大企业里工作过。可是实际在工作里一看，这两个牛气的高级人才也完全不适合作大型数据测试的设计，和他高昂的薪水相比实在是名不副实。当把他们送走了以后，那个朋友给他打来电话说，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很难找了，不要要求太高。

　　寒来暑往，韩玉国的阿兹泰克斯软件有限公司运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以后。李一鸣也逐渐打开了日本软件外包的市场，从最初的那个近百万的单子，到后来十几万的项目也都做了很多。

　　李一鸣认为，没有懂日语的软件员这个做不了，懂日语的软件员里没有会做高级系统分析设计的，大单子也做不了，“过去我一直很羡慕东软多年的外包基础。直到现在我才感觉到长时间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困难。”

【打印本页】【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