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主要基于贸易方式数字化和贸易对象数字化。前者是指传统服务贸易方式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数字化、智能化的特征，通过强化数字技术与贸易方式各环节的融合渗透，实现服务贸易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后者则是指随着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以及数据交易市场逐渐形成、数据交易体系日趋完善，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产品以数据的方式传播，甚至直接以数据的形式存在，因而扩大了现有服务贸易产品的范围，拓展了服务贸易的广度和深度。
　　（一）贸易方式数字化的影响
　　1. 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但与服务业相比，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相对滞后。据统计，2020年服务贸易在全球跨境贸易中的占比大约只有1/5，远落后于服务业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服务业自身行业属性有关：一方面，无论是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业，还是信息通信、金融、教育等现代服务业，多数服务都要求生产和消费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这就导致本国的服务供应商很难直接向国外消费者提供服务。再加上服务产品无形、易消失、不可分割和易复制等特性，导致服务产品也难以像农业和制造业那样利用线下物流系统，通过货物运输实现产品海外销售。因此，与传统货物贸易相比，开展服务贸易的成本更高。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对三大产业的贸易成本进行了比较，发现服务业的贸易成本远高于农业和工业，尤其是服务业中地理属性较为突出的商贸、零售等行业。另一方面，由于个人的衣食住行直接涉及商贸、运输、教育、医疗等服务行业，因而相对于农业和工业部门，普通居民对本国服务业发展动态感知更加强烈。再加上教育、金融、医疗等行业对一国传统文化、社会心理和宏观经济增长等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都有巨大影响，各国在关键服务部门上的开放较为保守，经常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对外国企业进行诸多限制。因此，与其他行业相比，各国对服务业的监管政策和壁垒更加严格，也加大了外国服务企业和服务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成本。
　　而随着信息通信技术与国际贸易各环节融合渗透加深，不断催生出新的贸易业态和模式，减轻了传统国际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而有效降低了贸易成本。国际贸易的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应用，而信息通信技术改变了信息传输的方式，提升了外贸企业信息传递的效率和质量，因而对降低市场分割，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就信息获取而言，传统贸易模式下，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或寻找新客户时通常会进行详尽的海外调研，以便充分收集政策走向、市场行情、客户资信等信息。显然，这些方式虽然有助于降低外贸风险，但需要投入的前期成本也较大。而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使企业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和数字广告就能够充分了解海外市场资讯，因而极大降低了信息收集成本。就信息输出而言，互联网、微处理器、信息通信等数字技术为企业的市场宣传提供了更高效、廉价的方式。与建立营销渠道和选择线下广告相比，外贸企业利用线上投放广告或建立虚拟网站等方式，不仅成本更低，还能基于客户类型实现精准投放。基于固定时间、固定现实地点的固有交易模式被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下任意时间、任意地点的数字交易所取代，物理时空的空间到场硬约束与固定时间规制硬约束均得到放松，因而为服务企业进入全球市场提供了无限可能。
　　贸易方式数字化降低贸易成本，还体现在信息流、资金流和货物流的有机结合上。传统国际贸易中，跨境物流时间长、环节多、距离远、成本高，还涉及到不同国家清关手续等复杂问题；预付货款、信用证等收付款方式挤占了企业资金，使企业资金回流周期拉长，风险增大。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跨境电商平台企业所提供的市场信息服务、物流信息服务、支付结算服务等跨境贸易综合服务的数字化，企业资金流、货物流和信息流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极大降低了服务外贸企业运营成本。在平台中介服务方面，一些大型跨境电商企业纷纷进入国际市场，将自己服务对象由国内延伸至海外。市场信息服务方面，专门提供数据分析、数据对接的大数据服务企业或平台应运而生，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及时更新市场信息，提高生产经营绩效，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助力企业高效选品和提高销量。跨境支付服务方面，收付款诸多中间环节，包括收款、换汇、支付、融资等都可以通过跨境电商支付平台获得“一站式”金融服务。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报告显示，2019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处理交易188.43万笔，金额达33.93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64%和28.28%。
　　2. 提升服务贸易效率
　　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发展，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断被用于交易流通和生产管理过程。在交易流通环节，外贸服务企业和外贸监管机构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技术，既包括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笔记本电脑等数字终端，也包括互联网、搜索引擎、电商平台等基于数字技术的服务，因而大大提高了服务外贸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效率。在生产管理环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数字交付的服务外包趋势日渐显现，不仅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财务审计、后台支持等传统业务流程的数字化服务外包，也包括软件研发、平台支持、信息系统维护等信息技术外包。生产过程不断细化，以及数字化、信息化服务外包蓬勃发展，既创造了更多的国际分工机会，也便于企业将生产环节在国际市场上最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进行高效分工。
　　此外，数字技术提升服务贸易效率，还体现在其对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影响上。随着数字技术越来越多被应用于供应链管理中，同一供应链或价值链中上下游企业协同效率提升，采购成本、物流成本和营销成本大幅降低，有利于企业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形成新优势。事实上，数字经济对供应链的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企业利用数字经济能实现上游供应商的资源整合，通过对上游供应商的深度价值和质量评估，有助于服务外贸企业进行最具性价比的采购；第二，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识别功能，企业可以更有效区分和掌握各地区消费者偏好的差异，通过个性化、定制化产品可以实现目标人群的精确定位，以获取最高的收益。WTO研究报告指出，数字技术促使供应链管理从一种线性模式消费者转变为一种更综合的、信息向多个方向同时流动的模型，市场信息更加多元、公开和透明，因而企业能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更快速地传递与获取信息，从而提高全球分工的效率与精准性。事实上，传统的价值链分工链条冗长，既包括增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营销与售后服务，也包括增加值较低的组装加工与运输制造等环节，中间环节过多导致价值链上下游利润空间被逐层稀释压缩。而基于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跨境综合商务服务平台去除了中间环节，有助于实现供求双方的直接互动对接，并能通过实时的市场反馈，使价值链分工体系上不同环节得到及时优化与创新。因此，随着数字技术的推广使用，降低了服务贸易企业的成本，提高了新型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效率。
　　3. 影响中小服务外贸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机会
　　如前所述，数字技术的应用会对供应链管理和价值链分工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如何影响中小服务外贸企业参与全球市场，依然不确定。正如《数字贸易发展与影响白皮书（2019）》所指出的那样，数字技术首先重塑了生产过程，尤其像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自动化生产等技术降低了国家间和企业间进行分工所需的协调需求程度，随着分工链条上上下游环节被不断整合，价值链长度大为缩短，因而可能减少发展中国家中小服务外贸企业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机会。其次，根据新新贸易理论，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需要支付一定沉没成本，包括海外市场调研、营销渠道建立和广告宣传费用等，很多中小企业可能由于无法支付这些先期成本而难以进入出口市场。而数字技术的出现，尤其像跨境综合服务平台被广泛使用，极大地降低了协调和匹配成本，从而为广大中小服务外贸企业参与全球市场创造了条件。再次，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强化了全球生产碎片化倾向，使得价值链终端个性化的零散需求逐渐显露出来，这又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尤其是伴随着贸易方式的数字化，中小服务外贸企业可以从复杂、烦琐、冗长的进出口中间环节中解脱出来，专注于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产品质量，反而可能有助于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贸易对象数字化的影响
　　1. 扩大服务贸易产品的范围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要求“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与其他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在可复制性和可共享性、无限增长和供给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能够打破传统要素有限供给对增长的制约，从而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数据要素的价值不在数据本身，而在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融合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这种价值增值及其所具备的激发效应是指数级别的。更重要的是，数据要素可以提高劳动、资本、技术、土地这些传统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并通过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数字化公共服务，提高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效率。此外，数据要素可以用更少的物质资源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服务产品，可能对传统的生产要素产生替代效应。如由于移动支付的冲击，传统银行网点、ATM机的数量和营业场所均大幅减少。波士顿咨询（BCG）估算，过去10年由于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中国至少减少了1万亿传统线下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正是由于数据要素在生产过程和实际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美国、英国、瑞典、荷兰、韩国、中国等多个国家相继提出大数据战略，通过加大技术研发投资、强化基础数据库、推动数据开放共享等途径促进本国大数据产业发展。
　　随着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伴随着成本更低、方式更加优化的线上虚拟云储存出现，以及智能手机、车载智能终端等硬件和终端设备快速升级迭代，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也以数据的形式出现，既包括传统的图书、音像、软件等数字产品，也包括在线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交媒体等新型数字服务。受服务产品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特性的限制，数字时代的出租车、美容美发以及住宿餐饮等服务，仍将继续在当地提供和需要实体部门作为支撑，但在零售、软件开发和商业流程外包等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服务行业中，“去本地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却愈发明显。得益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赋能，许多以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可交易服务部门通过线上远程交付变得高度可交易。如教育作为服务业的重要领域，在传统观念里主要是由当地老师给当地学生提供，难以覆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划定的区域以外，排他性较强导致竞争性不足，教育质量受地区经济发展、师资力量、社会观念等影响较大，在国家、地区，甚至社区间都呈现出较大差异。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很多地区停止现场授课，转而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或云教育的方式取代。这种新型的教育方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全世界能连接互联网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访问相关教育资源。越来越多的教学程序，如预习、授课、答疑，甚至某些类型的考试均可远程执行。
　　2. 重塑全球价值链
　　随着数据交易市场日趋完善，数据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甚至同一产业内流动加快，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全行业共享，产业融合提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并努力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不仅催生了大量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也实现了全球价值链重塑。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跨境数字产品和服务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进入全球价值链。随着数字技术与产业链条上各生产环节的融合速度加快，价值链上下游环节间的交易过程高度透明，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这为进一步细化并整合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价值链分工体系提供了可能。具体而言，这种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专注于更有效率的生产环节，部分企业会将自身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或服务产品分离出来，并通过外包的形式布局到更有优势的地区进行生产；二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网络、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生产侧创造出更多的新产品和新服务，这些新产品和新服务又反过来通过数字技术进一步嵌入或改造已有的全球价值链；三是数字技术推动那些专注于本土市场的特色化服务“走出去”，更加快速高效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
　　另一方面，跨境数字产品和服务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收入分配规律。在传统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居于“微笑曲线”两端的环节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增值，也赚取了行业总利润中的绝大多数。而随着数字技术应用日渐广泛，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发生了改变，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价值链收入分配格局。首先，“微笑曲线”上游和下游生产环节的价值创造水平进一步提升。事实上，相比于加工制造环节，数字化服务在“微笑曲线”两端的环节应用得更加频繁。这一融合过程使得整个数字化服务更加分散，可交易性也大大增加，为复杂程度更高的产品和服务生产创造了条件。其次，“微笑曲线”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价值创造能力逐渐降低。数字技术的应用加快了产业自动化和模块化进程，传统的在价值链中部企业所从事的加工制造工序也变得越来越标准化，而标准化生产可能因难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导致其所创造的价值增值逐渐降低。如为了满足在线旅行社的要求，各旅游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规范化和标准化；结合价值链收入分配规律的变化，许多原本从事中间环节的加工制造企业陆续向价值链两端延伸，利用数字技术进一步整合该生产环节所储备的知识和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前后端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向外输出数字服务。